卢铿，1950年出生于香港，祖籍重庆，毕业于东北大学，曾历任华新国际集团总裁，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海尔集团原高级副总裁、海尔地产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新加坡维信集团驻中国首席代表等。

　　其祖父卢作孚为中国航运业先驱，著名爱国实业家，也是提到的“近代中国实业界四位不能忘记的人物”之一 （重工业的张之洞、轻工业的张謇、化学工业的范旭东、交通运输业的卢作孚），创办过旧中国最大民营航运公司——民生实业公司。

　　虽然未曾从其祖父处继承一个铜板，但先辈的精神始终感召着卢铿。他大学毕业之后，先进入冶金行业，后又扎根房地产行业二十余年，有《博弈广厦》、《居而美则优》、《新东方主义》、《新·世说——后现代的新生活方式》和《家·国·天下》等百余万字的著述，被誉为地产界的“ 思想者”。

　　他在1999年12月就倡导的“ 新住宅运动”在全国产生了超越房地产范畴的广泛影响，被誉为“以 住宅产业为载体的一次意义深远的文化创新运动”。

　　2O03年出任上实发展公司总裁后，卢铿又自觉地把“新住宅运动”思想成果融入上实发展的“新文化地产”理论体系，成为“新文化地产”理论的积极践行者。

　　2005年初，他又提出建筑哲学的和审美范畴上的“ 新东方主义”思想，并通过“ 海上海”等项目的实践，在“ 创意地产”、“ 艺术地产”领域内深度探索。

　　1992年，对成都房地产市场毫无疑问是重要一年。那一年二环路刚刚建成，春熙路夜市刚刚开张，成都职工人均年工资是2837元，但南二环外的锦绣花园，开售价格达到5000元/㎡。

　　“开奔驰车，住锦绣花园”，作为成都最早的商品房别墅，锦绣花园直接带动了成都别墅类产品的开发热潮。

　　随后片区内又陆续出现了银都花园、中华园等一众豪宅项目，附近的高级粤菜、服装店一家接一家，最早出现在成都的劳斯莱斯、法拉利……基本出没地也在这一带，“南富”真正成型。当年这些房子，用成都本土话来说，“实在是太港了”。

　　而引领了成都楼市开端的锦绣花园，其开发主导者，正是卢铿。从这里开始，成都人第一次看见了真正的高端居住。

　　之后，成都上实置业还开发了温江区锦绣森邻，成华区海上海南苑、北苑。 而华新国际目前在双流仍有一个项目在售，华新花予墅。

　　成都锦绣花园大获成功之后，卢铿又开发了重庆的锦绣山庄。之后，又陆续主导建设了大型休闲旅游项目，如沈阳夏宫、成都西南日月城、苏州未来农林大世界以及重庆长江水天城等等。

　　据前华新高管张莘如回忆，进入公司后，他发现，在集团公司内部，大家都不称卢铿职务，而叫他“卢先生”。有意思的是，在集团公司内部，尽管男士很多，谁都没有以“先生”相称，包括卢铿的胞兄、成都华新国际公司副总卢晓雁，比卢铿还“先生”，也只叫“卢总”，不叫“卢先生”。这个习惯影响到集团外部，政府官员、合作单位都称卢铿为“卢先生”，而不叫他“卢总”。公司高管中，提到卢先生，更是只称“先生”，连“卢”字也省去了。 （注①）

　　在华新时间久了，张莘如渐渐明白，大家称卢铿为“先生”，是对卢铿格外的尊敬，说到底，是源于卢铿的人格魅力。

　　卢铿节奏超快。他自1990年在沈阳开发第一个高档住宅小区河畔花园开始，几乎每隔一两年在异地建一个标杆小区，成都的锦绣花园、重庆的锦绣山庄，都在当地带起新风潮。沈阳开发时，最难的是找不到建筑设计师，因为设计师没见过别墅。重庆锦绣山庄建成后，重庆人才知道小区里有会所。

　　可以说，在地产年代的前期，卢铿旗下的项目是热力IP。2000年10月28日，水天花园开盘。尽管工程还处于地基开挖阶段，客户能看到的只有一个售楼大厅、一间样板房，但开盘三日，销售过半，主力户型几乎脱销。当地媒体纷纷报道水天花园开盘热销的消息，有的媒体将水天花园列为重庆三大“新锐楼盘”之首，称水天花园是房交会期间突然冒出的一匹“黑马”。王志纲这样评价水天花园热销的意义：在重庆由“卖家居”到“卖环境”的转变中，水天花园已经并正在扮演“领衔主演”角色。

　　卢铿是少见的工作狂。他在重庆的时候，每天清晨七点从解放碑海怡酒店驾车到位于人和的锦绣山庄华新国际办公楼，而公司员工的上班时间是八点半。

　　某个冬夜，卢铿从办公室回河畔花园的家，喊了几声没人开门。后来传达室灯亮了，里边问：“谁？”卢铿答：“卢先生。”守门人听错了，回了句“卢先生不在！”灯又灭了。卢铿不好再麻烦他，悄悄回到办公室，在沙发上睡了一夜。这个“卢先生不在”的笑话便传开了。

　　2007年，海尔张瑞敏邀请卢铿掌管地产业务。张瑞敏曾对后者说：“地产业务你来做，我负责给你配置资源。”在“要什么给什么”的潜台词中，彼时的房地产行业读出了一丝寒意，因为海尔拥有着令人生畏的资源。

　　在与张瑞敏那次会面之前，卢铿原计划从上实地产“卸甲归田”去西部从事一项谋划已久的公益事业。会面之后，卢铿认为自己职业生涯还应有最后一站。在他看来：“海尔决定做好做大地产绝非一时性起，也不是简单地随波逐流，而是有其深刻的战略意图和资源背景。”

　　在2017年的一次宁波聚会中，卢铿曾提及，“包玉刚先生与我的祖父也有很深的渊源，这也算是我与宁波的缘分。”

　　成都IFS打造者吴光正，正是包玉刚的女婿；而卢铿的祖父卢作孚，是抗战期间从宜昌战略大转移的执行者，被晏阳初称之为“中国的敦刻尔克”。

　　1938年的夏天，日军集中了14个师团 （大约25万兵力），合围武汉。9月，从武汉先期撤出，准备前往重庆和大后方的3万多人和9万多吨物资滞留在了宜昌。

　　国难当头，义不容辞。民生公司老板卢作孚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交通部次长、军委会水陆运输管理委员会主任，坐镇宜昌全权指挥宜昌大撤退。

　　合川人卢作孚，身世极为传奇。因为出身贫苦，小学毕业就辍学了，但在数学上天赋异禀，心算能力极为出色，放现在估计可以参加一下最强大脑的节目。小学毕业后自学数学，15岁就开始教数学课了，20岁正式出版了《应用数题新解》，要不是赶上兵荒马乱，咱们国家估计会多一位数学家，正是他天才的数学能力和实操，对宜昌大撤退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合川人的倔强，在宋末战争让蒙古吃够了苦头。这里也提一句，龙湖的吴老师，也是合川人。

　　1925年卢作孚在重庆创办了民生失业公司，到抗战爆发前已经拥有轮船42艘，总吨位将近17000吨，此时已是全中国最大的轮船公司，名副其实的船王。

　　1938年10月24号，撤退的第一艘船满载几百名受难的儿童和战略物资，从宜昌逆江而上开往重庆。此后整整40天日以继夜的持续努力下，将陆续赶到宜昌需要转运的伤兵、难民和各种人员总计150多万人全部运走，重庆急需的重要器材全部运送到位，各类工厂的设备抢运出三分之二。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用40天的时间，完成了一个奇迹。此时，长江枯水期到来，长江水位变低，民生公司的轮船已经不能航行了，但还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工业物资滞留宜昌。卢作孚便雇佣了3000多工人加上民生公司将近4000的职工，组成了大约7000人的队伍用木船和绞盘拖船装载物资和人员，用人力拉过低水位航道。

　　在整个撤退期间所有的船票都按一折出售，儿童全部免票。枯水期雇佣的3000多民工也是民生公司自己掏的钱。在航运途中民生公司有16艘船被日军炸残炸沉，其中11艘无法打捞和修复。在此次撤退中，民生公司117人献出生命、61人因伤致残，一句话概括“过程惨烈，代价惨重”。

　　对于这次宜昌大撤退，著名的教育家晏阳初后来评价说这是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

　　日军后来也认为，这次运输使得中国的大后方重建的工厂数量大大增加，为中国的抗战提供了巨大的支持。所以宜昌大撤退对于抗日战争的意义不亚于欧洲战场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但敦刻尔克大撤退是英法两国合力完成的，宜昌大撤退几乎就是靠着卢作孚一个人带领着民生公司这样一个民营企业而完成的。